引言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任务。科学评价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以下简称农污设施）的运行成效，是提升其治理效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我国农污设施规模较大^[1]，但设施不正常运行问题较为普遍且突出^[2-9]，其根源涉及技术模式选择不当、管理维护困难、资金保障不足、监管机制缺失及农民环保意识薄弱等多重因素^{[10, 11]}。近年来，国家层面密集出台政策，《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2021—2025年）》^[12]与《关于进一步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指导意见》^[13]均明确要求排查设施运行状况并推进分类整改。这从顶层设计上凸显了建立科学、规范、易操作的设施运行成效评价体系的迫切性。

然而，当前学术研究与政策实践在评价设施运行成效时，存在比较明显的视角局限。大量文献集中于探讨特定处理工艺在农村场景下的技术适用性，或从管理层面剖析运维保障等现实难题^[14-23]。这些研究虽具价值，但无形中可能强化“技术—工程”或“管理—制度”的单一分析范式。同时，现行评价标准的设计理念也普遍呈现出重“技术—管理”而轻“系统整合”的特征。传统的“技术—工程”评价范式将设施视为孤立的技术单元，忽视了其嵌入的复杂农村治理情境，导致评价结果与长效治理决策脱节^{[5, 24]}。这种脱节的根源，正如社会—技术系统理论所揭示的，在于技术、管理与社会三个子系统间的相互割裂^{[25, 26]}。

本研究采用社会—技术系统理论作为核心分析框架。其核心思想在于，任何技术系统的长效运行，都依赖其技术硬件、管理机制与社会环境三者间的协同与适配^{[27, 28]}。农污设施作为一项典型的公共基础设施，其“规划—建设—评价—运维”的全过程，是观察和理解当前农村环境治理逻辑的“微观缩影”^{[29, 30]}。针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场景，本文将该理论进一步构建为“技术—管理—社会”三维分析框架，用于诊断设施中各子系统的协同状态，并试图通过多方法融合与跨区域实证，实现设施问题精准诊断工具创新与评价方法韧性演进的双重目标。

1 研究现状与理论基础 1.1 标准规范层面：权重失衡与情境脱节的制度性缺陷

经梳理，我国与农污设施评价直接相关的现行标准/导则共计四项^[31-34]（表 1）。综合评价表明，这些标准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社会—技术系统视角的缺失。

首先，评价指标权重倾向技术性能，社会维度被系统性边缘化。以最具代表性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效果评价技术要求》（GB/T 40201—2021）为例，其公众满意度维度仅占10%的权重，且常通过投诉次数等间接、负向指标衡量，难以真实反映村民的接受度、参与感和主观幸福感，忽视了治理成效的社会合法性基础。其他地方标准，如广东省标准侧重工程建设环节，安徽省标准对社会维度则关注较少。这共同反映出当前评价体系对设施社会特征的普遍忽视。

其次，现有标准的评价体系设计普遍存在技术理想化与治理现实性之间的脱节。一方面，部分标准设计了繁多且精细的指标，超出了多数农村地区常规的技术监测与管理能力，导致评价工作或因无法完成而流于形式，或因数据失真而失去意义。另一方面，反映出设计理念上系统思维缺失的深层原因。忽视了设施是嵌入村庄“技术—管理—社会”具体情境中的一个有机节点，其有效运行并非依赖面面俱到的监测，而是取决于关键子系统间的协同状态。其结果是评价活动沦为一种机械、高成本的合规性检查，不能作为精准治理决策的系统性诊断工具，这从根本上暴露了其在治理适配性上的不足。

1.2 学术研究层面：评价方法论与治理实效脱节

在学术研究层面，现有针对设施评价的探讨同样未能有效衔接标准规范的落地需求。表 2梳理了当前农污设施评价中常用的方法，其应用往往侧重于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权重计算，对于指标能否有效捕捉技术—管理—社会系统间的互动关系，缺乏深入理论反思^[35-47]。这导致大量研究停留在数学模型的优化上，未能将评价结果深刻导向对治理本质的理解与长效机制的构建。

综上所述，现有方法虽为设施评价提供了多样化的数学工具，但普遍缺乏将评价结果与系统协同状态相关联的理论视角^[56-60]，容易产生“为评价而评价”的倾向^{[61, 62]}，导致评价难以指导长效治理。这正是本研究引入社会—技术系统理论并构建新评价体系的根本原因。

1.3 理论视角层面：社会—技术系统整体观的普遍缺失

现有评价体系在上述两个层面的局限，归根结底是社会—技术系统理论视角的普遍缺失^[63]，这使得评价工作忽视了系统整体联动。例如，对于设施普遍“晒太阳”的现象，多归因于技术不适或资金不足。而系统视角则能将其精准诊断为“技术—管理”脱节（如先进工艺与薄弱运维能力的矛盾）或“管理—社会”脱节（如刚性管理制度与弹性农民生活的矛盾）的必然结果。这使得现有评价体系只能描述设施“好不好”这一表象，无法解释“哪里不好”及“为何不好”的深层机理，这正是其无法支撑长效治理的根本原因。

为掌握设施运行现状，本文开展了覆盖全国20个省份82个市共569处农污设施的大规模抽样调查，以确保研究结论的普遍性和代表性。根据相关统计分析，高达28.3%的农污设施存在运行异常。这一宏观数据充分表明，设施效能的衰减并非局部或偶然现象，而是一个亟待从系统层面进行诊断与破解的普遍性治理难题。这从现实层面强烈体现了构建一个系统协同评价框架的紧迫性与针对性。

综上所述，当前的评价体系在标准规范、学术研究和理论基础方面尚存在技术—社会治理的结构性短板，制约了农村环境治理效能的提升。因此，构建新评价体系的迫切性，源于方法创新的需要，更是推动治理范式从工程思维向系统思维转型的内在要求。

2 研究方法与模型构建 2.1 理论需求驱动下的多方法融合策略

为精准诊断设施运行的系统性困境，本文将社会—技术系统理论操作化，构建了由技术、管理、社会三个子系统构成的协同性评价框架^[63-65]，审慎选择层次分析法、德尔菲法与评分量表法进行有机融合（图 1），以期捕捉技术、管理、社会子系统间的互动关系。

层次分析法服务于系统解构^[66]：将设施运行成效这一整体目标，逐层分解为准则层与具体指标层，其内在的层次结构与“目标层—子系统（准则层）—观测点（指标层）”的理论框架完美契合，是实现系统解构的数学基础。

德尔菲法服务于共识凝聚^[67]：进行两轮专家咨询，采用多元主体协同原则共邀请18位专家。其中，政府主管部门人员6人（占比33.3%），负责政策导向与标准把控；科研院所学者6人（占比33.3%），负责理论支撑与方法论证；环保企业运维专家3人（占比16.7%），提供运维经验与一手数据；基层村民代表 3人（占比16.7%），反映社会接受度与实际使用痛点。该构成旨在均衡地整合政策导向、学术理论、运维实践与社会感知四个维度，以反映真实治理情境。

评分量表法服务于基层高效操作^[68]：将抽象的“系统协同状态”转化为一系列基层人员可观察、可判断、可执行的具体行为与客观事实，确保理论框架能够高效、低成本地落地执行。

因此，本文将上述方法融合，构成了“系统解构—共识凝聚—操作落地”的完整逻辑闭环，为实现技术—管理—社会系统协同性诊断提供了方法论支撑。

2.2 嵌入系统协同理念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基于现场调研、文献综述^{[8, 10, 14-23, 51, 69-73]}与政策导向分析，本文构建了涵盖6个维度、10项指标的评价体系（层级结构见图 2，详细标准见表 3），并将10项核心指标功能化为子系统“状态指标”与“交互指标”两类（表 4），以此诊断系统间的具体协同失效类型。

本文嵌入协同理念的“系统诊断网络”，旨在将评价焦点从描述“设施好不好”，转向对“哪里不匹配、为何不协同”的系统性机理解析^[74]。这一操作化实践将社会—技术系统理论从宏观分析视角，转化为能够识别公共事务治理中系统失效根源的微观诊断工具，从而深化并拓展了该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内涵。

2.3 指标权重的确定与评价等级划分 2.3.1 指标权重的确定

基于层次分析法并通过德尔菲法对专家判断进行聚合，本文确定了各准则层与指标层的权重，结果见表 3和表 5。

权重分配体现了社会—技术系统视角下对各维度的均衡考量：技术有效权重最高（0.25），反映了处理设施的核心功能；运维保障权重（0.20）和社会满意权重（0.20）分别体现了资金可持续性和社会接受度的重要性；设施完备权重（0.15）关注基础设施状态；环境整洁权重（0.10）和管理有效权重（0.10）则体现了治理的外部效应和制度保障。

计算上述矩阵，得出其最大特征值为6.28，一致性指标CR= 0.04 < 0.1，通过一致性检验。各指标层权重通过同样方法确定，最终形成表 5所示权重体系。

2.3.2 评价等级划分

本文采用线性累加方法计算综合得分，并划分为“优秀、良好、较差”三个等级（表 6）。这一分级体系本质上是对各系统整体协同程度的量化标度。“优秀”代表三个子系统形成了良性互动的稳定状态；“良好”表明系统基本协同但存在优化空间；而“较差”则标志着系统内部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脱节，亟须改进。

2.4 基于指标组合的系统脱节诊断逻辑

为实现从“评价得分”到“协同关系诊断”的跃迁，本文构建了如下诊断规则，旨在将评价结果转化为可指导精准干预的“关系诊断图”。该规则通过分析“状态指标”与“交互指标”的组合模式，精准识别系统脱节的根源。

（1）技术—管理脱节：当技术状态指标（如出水水质）表现不佳，且技术—管理交互指标（运维保障）得分同时偏低时，可诊断为管理系统未能为技术系统提供有效支撑。例如，先进工艺因缺乏资金和专业运维能力而失效。

（2）管理—社会脱节：当管理状态指标（如运维制度）相对健全，但管理—社会交互指标（群众满意度）得分极低时，可诊断为管理输出与社会期望错位。例如，制度未能响应村民实际需求或沟通缺失导致村民不认可。

（3）技术—社会脱节：当技术状态指标（如出水水质）可能达标，但技术—社会交互指标（如平均水力负荷率、收水系统等）得分偏低，并导致社会结果表征（如环境整洁）不佳时，可诊断为技术设施与农村使用情境或环境容量不匹配。例如，设施因收水不完善或设计规模远超实际用水量而“晒太阳”。

（4）系统性失协：当多个维度的状态指标与交互指标均处于低分水平时，表明技术、管理、社会系统全面恶化，子系统间链接断裂，需进行系统性重构。

3 实证分析与讨论 3.1 案例选择与评价实施

为检验所构建评价体系的诊断能力与普适性，本研究遵循“理论抽样”原则，从全国性调查所揭示的多种系统脱节模式中，选取了五个在主要工艺、设计规模、区域与管理模式上具有差异性的典型案例设施，旨在覆盖系统可能出现的多种失调情境。

依据前述构建的评价体系与标准化流程，对五个设施进行现场勘查、数据采集与多主体调查评分，综合评价得分与等级如表 7所示。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的重点不在于分数本身，而在于将这些分数视为“系统协同状态”的诊断线索，进而运用社会—技术系统理论，深入剖析其背后子系统的互动与脱节原因。

3.2 治理矛盾的系统性诊断 3.2.1 技术系统与管理系统脱节：设施B的“系统失衡”

设施B仅得34分，为样本中最低，呈现出典型的“技术—管理脱节”。其技术状态指标“技术有效”得分为7分，但细分指标层可见：出水水质不达标同时平均水力负荷率远低于设计标准，导致MBR膜因低负荷运行而堵塞失效。关键的技术—管理交互指标“运维保障”仅得5分（满分20分），其中“经费保障”得分不足一半，根源在于村级财政薄弱，无法承担MBR工艺的高运维成本，导致设备长期停运。这一指标组合精准揭示了问题根源：先进的MBR技术（高资金需求）与薄弱的村级财政及管护能力（低资金供给）之间存在严重不匹配，最终导致技术系统瘫痪，并引发社会系统的负面反馈（“社会满意”仅得2分）。

3.2.2 管理系统与社会系统脱节：设施D的“治理困境”

设施D得48分，其核心问题在于连接技术与社会的管理系统失效。其“设施完备”维度得分尚可（12分），但“社会满意”维度得分极低（2分）。具体而言，其硬件缺陷具有典型性：主体结构存在渗水破损（村民反馈雨天大量冒水、现场检查有多处收集管网破损）；收水系统存在排水口位置异常（未找到排口）与周边部分污水未纳管问题，导致进水水量不稳定；此外，周边还出现污水横流、坑塘黑臭等现象（“环境整洁”维度仅得3分）。究其根源，是管理系统的维护机制与沟通机制双重失效：既未履行上述硬件修复职责，也未向村民传递设施价值。最终，技术系统因管理缺位而停滞，社会系统因不见实效而被否定，陷入恶性循环。

3.2.3 技术—管理—社会系统的良性协同：设施E的“协同典范”

设施E得90分，它的成功源于三个子系统的同频共振与良性互动。其工艺与当地自然条件高度适配，从源头上保障了技术有效性（得分接近满分）。同时，“运维保障”维度得满分，提供了稳定资金支持；“环境整洁”维度得满分，说明运维管理到位，并获得较高的社会满意度。表明当技术选择与自然条件、村级能力互相适配时，系统将展现出强大的韧性。

4 结论与展望 4.1 结论与贡献

本文基于社会—技术系统理论，构建了一套融合多种方法的农污设施运行成效评价体系，并通过跨区域实证研究验证了其有效性。研究在方法论、理论认知与实践应用三个层面形成了以下核心结论与贡献：

第一，方法论创新。从“绩效评分”到“协同诊断”的范式跃迁。本文将抽象的“系统协同”概念操作化为可量化的“子系统交互指标”，并构建了基于指标组合的诊断规则，将社会—技术系统理论转化为可执行、可推广的协同诊断工具。该工具不仅能判定设施“好不好”，更能精准识别“技术—管理—社会”子系统间的具体脱节类型，为差异化、精准化整改提供了科学依据。

第二，理论认知深化。揭示设施长效运行的“系统协同”规律。跨省实证研究从正反两面验证了社会—技术系统理论的核心论点：设施运行中的乱象，均可追溯至特定子系统间的链接断裂；而设施的长效运行则有赖于三个子系统的协同共治。这一规律揭示了“重建轻管”困境的深层根源，并为农村垃圾处理等人居环境整治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分析框架。

第三，实践路径支撑。推动治理范式从“工程思维”向“系统治理”转型。本研究将复杂的系统思维转化为基层可执行的标准化评价体系，为政府精准监管、低成本运维与长效治理提供了抓手，具有较强的推广价值。研究以设施评价为切入点，揭示了农村环境治理正从依赖技术方案的“工程范式”，向强调技术适用性、管理可持续性与社会合理性的“系统协同治理范式”转型，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从理论到工具的可行路径。

4.2 局限与展望

本文仍存在一定局限，未来研究可从以下方面深化：

一是体系的精细化与情境适配。当前对高寒、干旱等极端情境的差异化响应不足，未来可通过“评价标准的情境化重释”（而非调整指标与权重）来灵活适配不同场景。例如，在技术有效指标中侧重工艺的抗极端负荷能力（如低温、干旱下的性能），在设施完备指标中关注抗冻胀、抗腐蚀等特殊设计，在运维保障指标中评估应急响应能力。

二是方法的智能化。评价过程对专家和经验数据依赖较高，未来可结合大数据与机器学习，动态优化指标权重与阈值，降低主观依赖，提升智能化水平。

三是管理的闭环化。推动评价结果与智慧运维平台深度融合，实现“评价诊断—整改反馈—系统优化”的智能闭环管理，提升治理体系的整体韧性。

四是框架的普适性拓展。本文构建的“技术—管理—社会”分析框架与评价方法具有超越污水治理领域的潜力。未来可将其应用于垃圾处理站、厕所等其他农村公共设施，通过调整指标内涵，构建适用于更广泛农村公共事务的系统诊断工具，推动农村环境整体治理水平提升。